在台湾问题上发表错误言论，强行推进导弹部署计划，图谋修改“无核三原则”、将自卫队写入宪法……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种种言行严重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，对地区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，是“新型军国主义”冒头的危险态势。国际社会需对日本加强军事力量、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的企图保持警惕，坚定捍卫二战胜利成果，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，坚决反对日本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邪路。本期邀请5位国内外专家，深度剖析日本“新型军国主义”的表现、实质与危害。
黄子坚（马来西亚科学院院士、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）
尤里·塔夫罗夫斯基（俄中友好协会副主席，中俄友好、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专家理事会俄方主席）
纐缬厚（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）
权起植（韩国韩中城市友好协会会长）
项昊宇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）
“新型军国主义”渗入日本军事、外交和文化等层面，深刻改变着日本政治的发展走向
项昊宇：日本军国主义是指明治维新后，日本在向近代化转型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以军事扩张为核心、由军方掌握政权的意识形态与国家体制，通过确立天皇绝对权威与崇尚武士道精神，表现出穷兵黩武的大国野心，并将国家大政方针推向对外侵略扩张的轨道。在这一体制下，国家机器服务于战争需要，军事工业被置于优先地位，国民教育被强行灌输极端民族主义与忠君思想，日本以武力侵占他国领土、大肆杀戮平民和掠夺资源，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和世界带来了深重灾难。
日本当下抬头的“新型军国主义”在思想根源和政治驱动力上与过去的军国主义一脉相承，都表现出崇尚强军扩武、迷恋以武力解决争端的对外扩张思维。“新型军国主义”渗入日本军事、外交和文化等层面，深刻改变着日本政治的发展走向，有可能再次将其引向“战争国家”。
黄子坚：在外交层面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和现首相高市早苗都推崇“新型军国主义”。与此前相对含蓄隐晦的做法不同，高市早苗在二战历史与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表态更加直接和高调，客观上放大了右翼声音的社会影响，削减了日本与周边国家进行理性外交的空间。
在军事层面，日本自卫队在装备、技术和训练水平上已具备现代化军队的核心要素，目前仅在法律层面受到名义上的限制。一段时间以来，高市早苗试图通过修改“无核三原则”和“和平宪法”，将日本打造为极具进攻性的“战争国家”。一旦实现修宪或政策调整，日本军事力量将突破战后国际秩序对其战争权的限制。
在思想文化层面，日本部分政客和学者崇尚以“新型军国主义”重塑历史记忆。例如，高市早苗到马来西亚吉隆坡日本人墓园向二战阵亡日军“致敬”，这种将侵略者美化为“国家牺牲者”的行为，混淆了加害与受害的历史界限，严重冲击战后国际社会形成的历史共识。
尤里·塔夫罗夫斯基：“新型军国主义”在日本势头猖獗，美国等域外力量的介入和纵容是重要外部因素。近年来，美国为维护和推行自身霸权，以所谓“自由开放”的名义推进“印太战略”，在亚太地区组建“小圈子”，制造和挑动阵营对抗。为实现自身地缘政治利益，美国鼓励日本加大武器出口，为日本扩张军力松绑并助长其“再军事化”势头。日本卖力追随美国，配合推动构筑所谓“亚太版北约”，妄图谋求美国对其强军扩武的进一步默许和支持。
二战后，日本军国主义没有被彻底清算，也使“新型军国主义”得到滋长蔓延的土壤。如今，日本右翼势力大行其道，再行对外军事扩张的野心已极度膨胀，高市早苗此前涉台挑衅性言行即是例证。日本右翼势力通过打“台湾牌”、炒作周边威胁等为扩军备战找借口的意图昭然若揭。
日本军国主义出现死灰复燃的苗头，是国际格局、国内政治与社会思潮共振的结果
项昊宇：日本军国主义出现死灰复燃的苗头，是国际格局、国内政治与社会思潮共振的结果。从外部因素来看，在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和地缘矛盾冲突多发的背景下，日本右翼势力借机煽动国家危机叙事，主张不能单纯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，必须从根本上强化自主防卫能力，发展主动进攻能力。
从社会思潮来看，日本“新型军国主义”的出现依托于一套精心设计的身份建构工程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日本从经济发展巅峰跌落，经历了“失去的三十年”，社会日益封闭保守，右翼势力利用民众对国家发展前景的悲观迷惘心态，煽动“重建强大日本”的民族主义叙事，将社会民意引导向对“恢复大国荣光”“找回民族自豪感”的追求，逐渐凝聚起对“修宪强军”路线的认同。在此过程中，日本右翼势力通过操控舆论风向，将中国崛起渲染为日本面临的最大威胁挑战。
从日本国内政治来看，政坛“保守对革新”的对立格局被打破后，自民党长期“一党独大”，政治光谱日趋右移，右翼民粹议程得以在缺乏有效制衡的情况下被自上而下地强力推进。日本政界“新国防族”与自卫队、军工企业及“日本会议”等团体形成了牢固的利益集团，成为推动军事松绑议程的强大政治驱动力。
尤里·塔夫罗夫斯基：从思想根源层面看，“新型军国主义”是对军国主义的“招魂”和“还魂”，二者本质上都大肆鼓吹对外军事扩张，并都同日本历史上的“神国观念”“皇国史观”“大和民族优越论”等服务于侵略扩张的思想观念密切关联。近代以来，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，日本统治集团将上述思想观念同武士道、神道教等进行系统性的杂糅、异化和改造，同时套用当时西方列强“弱肉强食”的强盗殖民理论，以所谓“国家存亡”的名义和借口将侵略战争“神圣化”“正义化”，逐渐将军国主义转变为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。日本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等领域的国家资源及民众生活等，都沦为统治集团发动对外殖民扩张和侵略战争的“消耗品”与“牺牲品”。
权起植：当前日本政治最大的问题和危险就是将“新型军国主义”包装为保守主义。“新型军国主义”美化日本侵略周边国家的暴行，向年轻人灌输虚假歪曲的历史，导致部分日本民众错误地认为“新型军国主义”政治势力是保守派政治家，并进一步放任“新型军国主义”政客操纵日本政坛。后果便是，日本非但没有对过去的侵略行为彻底反省，而且走上了妄图修改“和平宪法”、加速“重新武装”的危险道路。让外界高度警惕的是，日本政客公开鼓噪“拥核”，谋求修改“无核三原则”，这是地区和平发展的最大祸患。
纐缬厚：随着日本国内经济衰退及中国等亚洲邻国发展，日本对军事力量的依赖增强，以替代开始衰退的经济实力。一些域外国家将日本视为对付中国的前沿据点，日本顺应这些国家意图，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文件中将中国视为“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”，并借机大幅扩充军备、增加防卫预算，甚至妄图“拥核”。
高市早苗公然发表涉台言论，炒作“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”的荒诞逻辑，暗示将行使集体自卫权，为军事干预台海事务提供政治合法性。这些错误言论的背后，是日本“新型军国主义”对《中日联合声明》中承诺的一个中国原则的背弃与否定。在右翼势力长期散布反华叙事的操弄下，对华强硬日渐成为日本政坛的“政治正确”，温和理性的声音持续被压制，知华友华人士被恶意贴上“媚中派”标签而被迫噤声，日中关系发展所需的健康理性的政治环境遭到破坏。
“新型军国主义”不仅是日本走和平之路的绊脚石，更是日本滑向军事国家邪路的催化剂
纐缬厚：日本推动扩充军力的政策对日本民众生活造成不良影响。多数日本人希望政府重视民生而非军事，希望和平而非战争。然而，高市早苗政府却无视日元贬值、物价飞涨和愈发严重的贫困问题。军国主义曾对亚洲邻国造成了巨大伤害，并令日本人民饱尝涂炭之苦，但这段历史正在被日本遗忘。“新型军国主义”不仅是日本走和平之路的绊脚石，更是日本滑向军事国家邪路的催化剂。必须认识到，彻底清算军国主义，是日本赢得国际社会信任与尊重的唯一选择。
黄子坚：日本“新型军国主义”冲击了以反思侵略历史、限制战争权力为核心的战后秩序原则，损害了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基础，破坏了亚太国家民间交往的社会土壤。遏制日本“新型军国主义”威胁需要国际合力。首先，相关国家应在双边和多边场合明确表达关切，坚守历史真相和战后国际秩序底线。其次，国际学界应持续发声，揭露日本妄图抹杀的历史事实，并应点明“新型军国主义”的危险性，防止极端观点影响年轻一代。再次，各国应维护好长期形成的民间友好基础，避免让政治极端化情绪绑架社会整体认知，并对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行保持警惕。
项昊宇：作为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深重伤害的国家，中国对日本“新型军国主义”怀有高度警惕，并采取了反制措施。中国对日本领导人的涉台错误言论展开坚决斗争，有力打击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，对日本“再军事化”的冒险冲动形成有力震慑。针对日本谋求突破“无核三原则”甚至“拥核”等危险图谋，中国采取精准的经贸反制，致力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，削弱日本军事冒险主义的外溢影响。针对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，中国积极在国际上弘扬正确二战史观，有效拆穿了日本试图通过洗白侵略历史、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危险图谋。这些举措既是维护中国核心利益的必然选择，也是对日本“新型军国主义”外溢冲击的防患未然之举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中日友好合作和地区和平稳定大局。
尤里·塔夫罗夫斯基：国际社会所有珍视和平的国家都应高度警惕日本“新型军国主义”，必须坚决反对日本右翼势力一系列政治军事冒险行径。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成果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确保了世界总体和平的基本格局。各国应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及其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主要平台地位，通过联合国等多边平台，加强沟通协调，共同批判和抵制“新型军国主义”以及日本试图突破战后有关国际安排的行径，携手捍卫战后国际秩序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。
世界需要以史为鉴，汇聚维护和平的强大力量。面对日本右翼势力试图掩盖、美化甚至否认侵略罪行的言行，各国应予以强烈谴责，同时通过举办更多历史主题宣传活动，携手弘扬正确二战史观，决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。
（人民日报记者张博岚、岳林炜、章念生、白元琪、肖新新、莽九晨采访整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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